
儒家思想的内涵
1、 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儒家思想的内涵)。
2、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3、义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孟子则进一步阐棕了“义”。他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义”为前提。
4、假使将仁的内涵扩充,变“爱人”为“爱物”;那么,仁,便成为慈。
5、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从阐释世界与人生最本源的规律出发,得到了对领导理论最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并且对领导的内涵做出了最为本质和准确的界定。“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
6、儒家文化尤其是它的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浸透在中华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信念以及生产、生活的行为意识当中,被中国传统社会广泛遵从,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不仅逐渐构建成了中华民族赖以维系当时的传统社会秩序并促进其发展的伦理文化和伦理思想,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性的重要方面,即形成了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及其道德文化不仅是汉民族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后来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石和中华民族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的内涵)。
7、礼:孔子及儒家的zz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8、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革故鼎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倡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念,要把“能否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d和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既要“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又要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以形成“社会主义义利观”,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9、“总的来说,新儒家哲学倾向于强调儒家道德思想中内向的一面,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体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而非社会模式的或zz架构当中的道德观念。”“在新儒家学者的头脑中,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和内心的思想。它们倾向于转向内在。”(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刘先生虽然所说的是宋代儒学的整体走向,但同样有助于理解《大学》地位的变化。正是南宋儒学的内在转向,使得《大学》受到人们的关注,并经朱子的诠释,一跃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10、 治理社会是要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就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道是以合不合“道”为标准,这里的“道”是指“天下之达道”,即“和谐”,而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
11、但是,随着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在客观上也促使人们对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重新认识,并对包括韦伯、黑格尔等在内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看法提出了批判。全世界面对整个东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惊讶之余,开始对支撑这些东亚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文化因素开展讨论。英国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安东尼·桑普森的感叹:“没有任何地方比东亚这些年轻国家(地区)的经济活动的速度更蔚为巨观了。是什么东西使这四个国家(地区)从亚洲的沉睡中突然唤醒?是什么给予它们普洛米休斯之火?人们发现,这些经济快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地区),无一不是受到儒家文化熏染的国家(地区)。于是,人们急迫地从历史背景方面去重新分析儒家文化的组成要素,并审视其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希望“透过儒家传统去了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亚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经济发展奇迹。”
12、有学者指出,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学,儒家文化除了在伦理道德价值方面有其内在的意义之外,显然也是促成今日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文化倡导人我兼顾、己群诸重的整体主义伦理观,与西方倡导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伦理观迥然不同,而儒家文化倡导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也不同于早期新教伦理,不仅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大有裨益,也是促使东亚地区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伦理基础。事实上,在今天的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和地区,儒家学说已经展示了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新秩序构建的潜在作用。
13、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到重创,在汉武帝时,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
14、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15、礼是中国古代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春秋时的zz家子产较先把“礼”当作人们行为的规范。
16、《孟子》中的公正思想可表述为“制民之产”。
17、在孔子看来:“爱人”既要存于心,更要见于行;既要有高度(道高德厚),更要有广度(济世安民)。——如此,才可谓“仁”。
18、总之,儒家的“和”文化以及“尚和合”的目的,就在于建构和谐社会,对于我们今天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9、(5)儒家文化体系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愿意接纳和汲取其他出色文化。这种开放性源于儒家文化中的善性本质。汉代的董仲舒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先秦儒学本身进行了大改造,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将儒学神学化、zz化。到了宋明时期,宋明理学最突出的是吸收了佛教、道教的精华来完善儒家学说。在现代社会,这种来自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有利于中国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出色文化和较新的科学技术的主动学习和汲取。
20、那么,为何《大学》在宋代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并上升为理学的核心经典呢?学界流行的看法是,汉唐儒学主要是章句之学,虽于礼义制度有所建树,但对天道性命的本源问题却了无新意,缺乏形而上的探索,结果在佛老的冲击下败下阵了,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窘境。所以从北宋开始,儒者开始关注“性与天道”的问题,通过阐发天道性命,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与《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受到儒者的重视,地位由此得到提升。但“性命之书”的说法可能更适合《中庸》,却不一定适合《大学》。从内容上看,《大学》基本没有涉及天道性命的问题,虽然谈到诚意、慎独,但主要是从修身上讲,没有涉及宇宙本体。借用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大学》属于“横摄的系统”,而不是“纵贯的系统”。从朱子的论述来看,他重视《大学》也是着眼于为学次第,而不是形而上的内容。在朱子的眼里,《大学》恰恰代表的是“实处”,而不是“无形影处”;是“下面”的根脚,而不是“上面”的功夫。可见,《大学》为“性命之书”的说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21、从国际层面来看,总书记在2013年3月24日访问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家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这充分说明在目前zz多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要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的个性存在,不能以己度人,不能把自己的观点、价值观强加于人。当今世界的繁荣发展与丰富多彩,正是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制度、价值观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结果。可见“和而不同”思想不仅在处理我们个人关系,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2、“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第249页。
23、“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对自然界应该敬畏,要把保护“天”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
24、 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可以说是《周易》,在1993年于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条竹简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前的东西。从这个记载看,“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说的是《周易》是研究天道(天的规律)和人道(人社会的秩序)会通道理的书。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研究“天”不能不牵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
25、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主席曾经就中华出色传统文化的本质有过概括。主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出色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出色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出色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总书记用六句话对中华出色传统文化进行了概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转引自《光明日报》2014年7月22日《国学》版编者按)可以说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中华出色传统文化的本质,同时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华出色传统文化本质的体现。
26、可见“制民之产”包括解决人民的土地、衣食、教育等问题,这同时也是“仁政”的基本目标。
27、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比较具有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比较具有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
28、(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zz、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29、仁体现在zz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30、陈寒鸣先生指出,思想扎根于社会,随着时代变迁,当代学者在复兴儒学,发展现代平民儒学时,应注意主体的转向,要突出现代平民的主体性。唯有如此,儒学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真正焕发生机。
31、 孔孟继承了周公的民本思想,尤其是孟子一次明确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
32、荀子在“一天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制度”的思想。因为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天下将归于一”的趋势,秦统一六国的趋势日渐明朗,所以荀子继孟子之后在其“一天下”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一制度”的伟大命题。他认为还需要达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统即“一制度”,这才是深层次的统一。只有将“一天下”和“一制度”结合起来,才是儒家所谓的真正的“大一统”。“一制度”简单的来讲就是统一制度,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规定人们的行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儒家所讲的制度指的是“礼乐刑政”,包括礼仪制度、zz制度、刑罚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一制度”的特点在于普天之下都遵奉同一标杆、同一尺度,即同一制度来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的大致公平,使社会秩序稳定。荀子这种“一制度”的思想显然得到了秦始皇的青睐,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立即采取了荀子“一制度”的思想,推行法治,实行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础。尽管统一的秦朝很快就走向灭亡,但是,秦朝统一的社会制度却保留了两千多年。可见,荀子在“一天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制度”思想,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延伸和深化。
33、悌是儒家的伦理范畴,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常与“孝”并列,称为“孝悌”。儒家非常重视“孝悌”,把它看作是实行“仁”的根本条件。
34、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地理的、历史的和某些偶然的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正因为有文化上的不同,人类文化才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互补和互动的格局。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特别是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也许人类将毁灭其自身。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在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现在中西许多学者都认识到,通过对话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例如哈贝马斯提出“正义”和“团结”的观念。我认为,把它们作为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哈贝马斯的“正义原则”可理解为,要保障每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愿发展的权利;“团结原则”可理解为,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义务。只有不断通过对话和交往等途径,总可以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互动中的良性循环。2002年去世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应把“理解”扩展到“广义对话”层面。正因为“理解”被提升到为“广义对话”,主体与对象才得以从不平等地位过渡到平等地位;反过来说,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可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可以说,伽达默尔所持的主体——对象平等意识和文化对话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重要理念。这种理念,对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中外文化关系、民族关系等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无论哈贝马斯的“正义”和“团结”原则,或者是伽达默尔的“广义对话论”都要以承认“和而不同”原则为前提,只有承认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和谐相处,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才能获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广义对话”才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因此孔子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原则应成为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条基本原则。
35、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
36、孟子关于正义的论述,还表现在人的品质方面,如关于大丈夫的论述:
37、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时都非常注重思想上的统尊崇儒学。尤其是在宋明时期,为适应后期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产生了宋明理学这种儒学新形态,其中以程朱理学影响较大。程朱理学把封建纲常名教上升为本体的“理”,论证封建纲常名教的合自然性,从而证明封建制度和秩序的必然性、合理性。程朱理学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统治我国思想界达七百年之久,对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统稳固,产生很大影响。
38、在“仁者爱人”的具体实践中,对待他人要持“忠恕”的态度。“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那么,“忠恕”有何具体内涵呢?“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39、董仲舒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合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40、 在当代中国,诚信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这说明诚信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
41、 我认为,“仁”是儒学价值观中最根本、比较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是儒家的根本之道。“仁”是具有情感性、普遍性、族群本位性并可以付诸实践的儒学核心范畴。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指“仁”是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而外化为人的道德行为。“仁”的内涵既丰富又历久弥新:一是指有“亲亲”、“孝悌”等基于血缘亲情的家庭道德情感;第指立足于人性之善而产生的“泛爱众而亲仁”的社会道德情感,又是一种具体的做人原则和治国之道;第指实践仁道的人。“仁者,人也”,“仁”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由此发展出现代人文精神。
42、此外,“礼”在儒家“和”文化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即礼的作用主要是调和,是以能让人们和睦相处最为贵重,以能在人群中间发挥调和的效果最为贵重。简单的来讲就是礼调节人们的关系,并使之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孔子讲“克己复礼”,就是要让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以礼来约束人们的不合理行为,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孔子所讲的“礼”用我们今天的话可以理解为礼貌、礼节、礼数、行为规范等。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重要的就是要懂“礼”,或者说要懂礼节。有礼就有秩序,有秩序就有和谐。就家庭而言,个体行为的道德原则必须满足孝、悌、慈、友的要求;对国家而言,个体行为的道德原则必须体现仁、义、礼、智、信、忠的目标。所以,全社会都应该以“礼”行事,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氛围。
43、 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道”,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大学》(大人之学)这部书更加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它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那么“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如果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个根本混乱了,治好“家”、“国”、“天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庸》一书中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44、 第儒家生态观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儒家生态观的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万物一体、和谐用中、人文化成”。儒家开发自然资源的策略是“和谐用中”,主张爱惜资源、取用有节,禁发以时。在儒家看来,天地万物皆为一体,因此,作为“最为天下贵”的人类应当保持一颗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在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造福时,应当采取“适度开发”的态度,不可开发无度,竭泽而渔,以免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当今时代,人类追求现代化、不断开发自然资源的欲望是合情合理的,但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资源的局限性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因此,必须顾及人类生存的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采取适度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战略与策略。儒家“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名言及其“万物一体,和谐用中”的生态观完全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应当在实践中长期坚持。
45、在市场储藏货物不征税,对积压的货物则依法收购;关卡上对来往商人只作嵇查,不征税;农民只要助耕公田,不另征税;对一般居民,不收额外的劳役钱和地税,这都是为减轻百姓的负担。
46、 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为此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
47、提出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归纳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
48、“义”作为“五常”之是儒家重要的道德哲学范畴。“义”本身就“正”,故正义已成为固定用语,以表示人的言行举止符合并坚守社会发展规律以及道德规范,“包涵人之行为的正当与公正,也包涵社会制度评判上的合宜与公平。”(杨朝明:《正义:核心价值观的牢固根基》,《光明日报》2014年7月29日《国学》)
49、 自从孔子奠定儒学的理论基础、创立儒家学派以来,经过历代儒者的阐明与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儒学价值观的观念体系。历代儒者对儒学价值观的认识与概述代有异同,既有历久弥新的常道,也有与时俱进的变道。
50、第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51、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人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因为人要生存就离不开“自然界”。所以在中国古代一直都在关注“天人关系”问题。当然如何处理和看待“天人关系”,自古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应顺应自然;有的学者认为应利用“天”来为人服务,“制天命而用之”;有的主张“天人交相胜”等等。但儒家思想的主流多主张“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
52、孝悌是对父兄君王等社会等级秩序而言。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什么原则来协调呢?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其本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亲密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仁,亲也。从人二。”清代段玉裁注解说:“亲者,密至也。从人相人偶也。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间。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孔子提出爱人,有其重要意义。“爱人”意味着把他人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尊重他人,爱护他人。《论语·乡d》记载孔子关心人的仁爱精神:“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53、就社会而言,是德道思想,即博爱、厚生,公平(涵盖“中”)、正义(涵盖“正”),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等,它是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
54、段玉裁注《说文·言部》曰:‘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义有君子义与小人义,君子义大我,小人义小我。大我,为大众、为社会也;小我,撮伙偏d也,今所谓‘哥们义气’是也。”(陈志岁《载敬堂集·民说》)
55、 如果将儒学的根本精神定位在“伦理本位主义”,就可能误导人们只重视外在的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而忽略儒学的根本价值所在。而将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就能引导人们去发掘儒学的内在价值,指导人们树立道德理想、关怀人生意义,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多元和谐的文明社会。
56、 对于儒学的性质定位及其根本精神,学界解说不或曰“伦理本位主义”,或曰“泛道德主义”,或曰“道德理想主义”。我认为,儒学是“以德为体,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而集道德、伦理、zz为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根本精神就是道德人文精神。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对理想道德境界与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所以儒学所追求的,首先在于确立道德理性。但儒学的道德理性并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空想,而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种“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
57、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可以说其起源很早。我们知道,《周易》本来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易经》记述了这些,所以这就成为“天”、“人”关系的书。所以宋儒对“天人合一”思想发挥得更加深刻了,例如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朱熹说得更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有人矣。”在人产生之初时,虽然得之于天(由天产生的),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一个责任。如果没有“人”,如何能体现“天”的活泼气象,如何体现“天”的“自强不息”,“地”的“厚德载物”呢?所以人应该知道“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能分割为二。所以,《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知道了“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这样才叫做知道“天”和“人”有一个统一的道理,然后才可以知道“天”(天道)和“人”(“人道”,社会)发展的趋向。我们可以说,“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不同,“外在关系”是说在“天”与“人”二者之间是各自独立的,各不相干的;而“内在关系”是说在“天”、“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天人合一”虽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很古老的哲学命题,它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石,它同时也是一常新的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的诠释的命题。我们在考虑人类自身问题时,必须考虑与“天”(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且应结合“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不断深入探讨“天”和“人”存在着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当前人类社会不正是由于长期严重地忽略了“天”与“人”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正在受惩罚吗?不是“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吗?
58、在上期的推送中,梁涛老师深入分析了传统儒学至少应包含孔孟之道和孔荀之制两个面相,因此,以只强调儒家心性内在方面的《大学》来概括儒学是不多方位的。但为何《大学》会上升为儒家四部核心经典之一?在儒学众多经典中有如此高的地位?梁涛老师将在今天的内容中为我们揭晓答案。
59、儒家在讨论义时往往和具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如义和利的关系,孔子认为要“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孟子》首篇就谈到“义利”的问题,其思想很是值得深思。
60、文化,又遭到自己的文化精英从内部进行的瓦解,也就彻底地被颠覆了。儒家文化首先受到了明末清初时的王夫之、黄宗羲、颜元等人的批判,他们将宋明理学斥之为“以理杀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们认为儒家学说及其道德思想是“锢禁人民之聪明”、“养成其盲从之性”的罪恶之源,进一步动摇了儒家学说及其传统道德体系。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场反对儒家文化及其传统道德体系的战役推向了至臻,儒家文化从此也就彻底失掉了它在中国社会中的主位性,其原有的崇高声誉一落千丈。
61、孟子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两段家喻户晓的名言,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在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时候,认为“人和”是最重要的,人和是事业成功的保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人和必须以“道”为前提,得道才能人和。孟子正是从强调“道”的正义性出发,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
62、 儒家的“修身”是有目的的,《周易·系辞下》中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人们为人行事要益于社会而安身,以达到对道德的推崇。个人通过道德修养,以使其精神境界得以升华,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实践“立大本行达道”的大事业。这对个人自身说,其人生境界自有一内外和谐的“安身立命”处,也就是宋儒所追求的“孔颜乐处”了。朱熹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乃在于此。”儒家认为,找一“安身立命”处,对自己的身心内外之和谐至关重要,所以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乖错。一国一家,莫不然。”
63、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
64、廉是指当政之要在于兴一方,为政之要在于敢创新,治政之道在于求民安,施政之本在于洁自身。
65、复兴儒学,发挥儒学的现代功用,这是受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启发。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这就是新教伦理。在新教那里,个人把在尘世中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义务当作至高无上的天职。所以,激发人们在世俗活动中,努力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且,新教伦理主张的禁欲主义,不是对物质追求的简单禁止,而是主张人们积极参加世事,创获财富,但是抵制一切享乐消费。新教伦理的这种主张和宗教要求,再加上英国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的推动,极大地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对复兴儒学,重新发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提供了思路。不过,儒家文化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在马克斯·韦伯等人那里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66、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道理无法彰显,谁来担当实现“天道”的责任呢?这种对存在于“天”和“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认知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王夫之对此有一重要的说明,他说:“抑考君子之道,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天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精粹为性,乃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之秩序,而不可违。”
67、“和实生物”、“和为贵”之“和”,皆有和合、和谐之意。儒家不仅在理论上论述“和”的重要性,而且还结合人际关系的实际,论述“和”的实用性。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视“人和”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儒家的“和”文化告诉我们,小到周围的人、事、物、家庭,大到国家,都要处于一种和谐、安定的状态,而且告诉我们,要用“和”或“中和”、“中庸”的思想方法,去处理生活中的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而和乐的社会。
68、儒家四书六经其综旨是如何做人,讲的是仁义二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既是人的修身齐家,又是较高道德标准的思想境界。虽说不用以治国平天下,但是能够给社会带来稳定与和谐。儒家的积极入世而务实,儒家的讲善良,讲仁义,讲诚信,讲忠孝,无论处在哪一个历史阶段,都是时代的最强音,它将继续千年咏留传。
69、思想方面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董仲舒把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一些思想杂糅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更适合于统治的思想。如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进一步神化君权。此时期的新儒学思想得到了汉武帝的多方位肯定。
70、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多方位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71、忠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孔子所说的“忠”,是指和别人的一种关系,尽力帮助别人叫做“忠”。“忠”又特指忠君。对长辈能尽孝道也是“忠”。
72、历代儒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追求,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如“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
73、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74、 第儒学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对当代zz的启示意义。“以德治国”是历代儒家所提倡的zz理想,其基本涵义有三:一是正己正人;二是修德爱民;三是推行仁政、普及德教。传统儒家的“德治”与“礼治”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当今时代虽然是提倡民主、法治的新时代。但传统儒学的“德治”思想并没有过时。正如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理想的德法关系是“德本法用”,即德治为本,法治为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特别是孔子的“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荀子的“王霸兼用,礼法共治”思想、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在当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75、“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76、就社会而言,是德道思想,即博爱、厚生,公平(涵盖“中”)、正义(涵盖“正”),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等,它是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
77、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
78、朱熹将此语中的“均”解释为“各得其分”,即每个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份(权利、地位、物品等)。在儒家心目中,财富均平的大同社会是充满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
79、仁,是儒学的基本范畴,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在《论语》中,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仁作不同的解释。把孔子对“仁”的各种不同解释联系起来分析,可以推导出仁的最根本义是“孝悌”,孝悌为仁之本。
80、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匮乏,我们的道德观念越来越下滑。物欲横流,人心险恶,极端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年来,仁义礼智信都去哪儿了?我们真的需要儒家精神来医治世道人心。
81、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和平崛起,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长足进步,人民安居乐业,zz基本清明。然而,依然存在着腐败现象。反腐倡廉是当务之急。儒家丰富的廉政思想资源可为当代廉政文化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例如勤政爱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淡泊明志、任劳任怨、慎独自律、以身作则、实事疾妄、刚正不阿、严惩贪官、设立言官等思想与制度,都值得继承与发扬。
82、孔子非常重视诚信的教育,认为诚信是统治者为政的基础和首要的价值准则。《论语》中有记载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信”被列为四教之可见孔子的重视程度。孔子十分注重统治者为政要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可以看出,孔子十分强调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的极端重要性。在孔子看来,君主和政府不失信于民,人民才能够对他们的统治有所信任。可以说,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是一个国家能否稳固的根本。
83、孟子寥寥数语就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合乎礼仪的行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不畏权贵、不怕贫贱的气节,大丈夫身上这种人格魅力,能够穿越历史的沧桑,让每一个人铭记于心。就像文天祥曾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这是大丈夫铮铮铁骨的写照。总之,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坚持正义,成为我们永远不变的座右铭。
84、 如果自我的身心内外能够做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大乱,在自己和天地万物之间,对自己的身心安宁康泰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自我的身心内外做不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治理得很好,自己的身心也将是不安和错乱的。无论治世、乱世,自己都应修德敬业,这样就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尽伦尽职,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将是很安宁的,所以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话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
85、从《易传·文言》中的“刚健中正”到《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到董仲舒的“不患贫而患不均”,都体现了人们对“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的公平公正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