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主义
1、Y·Talk是青书馆的对谈栏目，邀请两人及以上的嘉宾，就某一社会热点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向听众分享自己观点，同时预留半小时以上互动时间。嘉宾够专业，话题够尖锐，论点够大胆，听众够热情，提问够刻薄，不方便录音的那种。只面向年轻的以及内心永远年轻的你们。
2、如果复数形式的国家不再存在，那么从定义上来说，不可能仍然存在一种单数形式的(世界)国家。
3、科耶夫在关于黑格尔"主奴关系"的论述中，首先抓住对人的理解，即"什么是黑格尔所谓的人"，以此作为全部理论展开的起点。科耶夫认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持"人是一个思维的存在"的观点，不能让黑格尔满意。因为人们在"思"中被对象所吸引，而遗忘了自己。所以笛卡尔式的"沉思只能显示出对象而不能显示主体"(10〕。人只有通过"欲望"才可以使人返回自身(11〕，认识自身。由此，科耶夫展开了对"欲望"的分析，以期对"人是什么"作出回答。
4、但这种“时代局限性”与“保守性”并不能否定哈里斯教育哲学的历史意义。回到哈里斯的时代，新兴工业化社会、移民的加速涌入以及教育范围的急剧扩大是哈里斯的前人和欧洲教育家从未遇见过的。相较于哈里斯所处年代，贺拉斯•曼时代的公共教育范围要小得多，参与的学生人数也要少得多，而他们的种族和社会背景则更为有限。因此，贺拉斯•曼通过公立学校寻求民族同一性的过程中不需要精确的统一或组织良好的行政政策而哈里斯却面临着全新的教育问题，因此他要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他除了巩固贺拉斯•曼等先驱留下的教育遗产外，更需要的是在公共教育体系与新兴工业化时代所需的思想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他的教育哲学就是在帮助他寻求这一平衡。由此，哈里斯选择将“稳定”“统一”与“高效”作为改革公立初等学校的出发点，并将公立初等学校定性为现有社会制度和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而非变革社会的工具。尽管他的思想在进步主义教育家看来是局限的和保守的，且在世纪之交也的确不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要求，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状况来看是具有合理性的。因此，哈里斯教育哲学的“时代局限性”与“保守性”一定程度上可视作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杜威在1898年指出：“哈里斯博士关于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理论，是对现行教育实践的恰当描述。对此，总的来说，我是同意的。”(24)(P301)美国教育史学家泰亚克(DavidB.Tyack)也认为哈里斯可能是继贺拉斯•曼去世到约翰•杜威作为新教育代言人的这段时间里最杰出的知识领袖(21)(P43)。国内教育史学家滕大春也曾评价道：“继公共教育运动的倡导者贺拉斯•曼之后，的确应推哈里斯为功不可泯的教育巨子。”(34)(P364)哈里斯引入黑格尔分析方法来服务内战后兴起的美国公立初等学校，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公立学校运动的理念，巩固了前人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成果。从美国公共教育发展历程来看，这的确为美国公共教育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进步主义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黑格尔主义)。
5、因此，黑格尔主张，主权国家实际上的多元性与主权自身的要求，已经使得国际组织(即康德所倡仪的“和平联盟”)的建立，使得拥有共同主权的、可以防止战争爆发、保障各国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其争端的世界国家的建立成为不可能。整个世界主义的民族联盟理念或者世界国家理念，都要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前提，即，在国家层面之上，存在着一个具体的、拥有最高权力的权威，并且，这个权威还有权力实施已经获得共识的法律。但黑格尔注意到，这样一个权威最后必然会成为一个仲裁者，而不是实施者。如果某个主权国家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那么，它(多半)会无视过去的协定，甚至撕毁条约，而丝毫不顾及将会到来的惩罚或者刑罚。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很多冲突，无论是在南亚地区(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还是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都证实了黑格尔观察的正确。民族联盟或者目前的联合国，更多地都是在进行仲裁，而不是在实施它所发起的国际法和国际协定。
6、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写道：“只有当现实存在并表现其理念时，才能产生现实。”他在《美学》中又说：“只有符合概念的真实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在这种实在中，观念本身就达到了存在。”
7、我们认为，从科耶夫到伊波利特的著作中能够发现一个后来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现象，这就是首先把整个马克思哲学“青年马克思哲学化”，然后又把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加以青年黑格尔化，进而又把青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加以“存在主义化”(或“生命哲学化”)。且不论这种思想解释套路多么违背历史的真实性，因而需要严肃地批判。我们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思考，那就是法国人接受马克思与黑格尔几乎是同时的，而这个时期恰恰是青年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西方被发现与重视的时期。
8、康德的理性是“隐性的上帝”，是“不死的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是抽象的上帝与同样“不(会)死的人”。黑格尔把实体，即真实－真理，理解为主体与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则把绝对精神这个抽象的上帝理解为人的“类存在”。马克思则进一步把绝对精神及其世俗化版本的人类理解为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人。(黑格尔主义)。
9、(a)国际法体系能够为民族国家提供一种实用而有效的行为规则，而如果没有这种规则，这些国家就是彼此独立的；并且，这样一种法律体系可以为建立和提升一种稳固的国际秩序提供较好的途径；
10、米歇尔·莱里斯、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安德烈·马松、罗杰·卡约瓦、布朗肖、雅克·普列维、杜拉斯、亨利·米勒、雷蒙·奎诺、涩泽龙彦、三岛由纪夫......
11、 围绕这个基本命题，黑格尔建立起令人叹为观止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主要讲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三个阶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黑格尔在论述每一个概念、事物和整个体系的发展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这种辩证法的原则--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而其内部矛盾乃是发展的源泉。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惊人的大胆思考之也是黑格尔思想的精髓。
12、历史上有无数的例证可以证明，战争也会有完全相反的作用。另外在SystemderSittlichkeit里面，黑格尔本人也注意到：由战争所产生的人类品性具有混杂不清的性格，“战争既可以在人身上挑起较好的激情，也可以挑起最恶的激情”。不仅如此，黑格尔对于“正义战争”的理念更加不抱希望。黑格尔不止一次地指出，战争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两种关于正确的主张(每一种主张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正当性)发生了冲突，而不是因为正确与错误之间有泾渭分明的区别。另外他也不止一次地指出，战争的后果仅仅是“这两种正确当中有哪一种会让步”的问题，而不是“双方所主张的正确当中哪一个是真正的正确”的问题，也不是哪一方代表了正义的先验标准的问题，等等。说到底，黑格尔在战争当中所看到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无意义的状况，他甚至把战争称为“无目的的劳动”。
13、让·伊波利特生于法国容扎市，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受过教育，服过军役，１９３０年代末在巴黎一所公立中学教书。按照波斯特的看法，伊波利特在向法国思想界介绍黑格尔方面比科耶夫完成的工作更多。作为巴黎大学教授以及随后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伊波利特从１９３０年代后期即写作有关黑格尔的论文并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１年间出版了第一个完整的《精神现象学》法译本，并因此而跻身于法国哲学界(正像后来的保罗·利科第一个把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１》译成法文版，而成为著名的现象学哲学家一样)。
14、当我们看到一群完全无志于基层服务或者是学术成就的人也“被迫选择”去考公考研，却还要以一种“理想”的名号来行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历史从来没有变过。
15、黑格尔对启蒙主义的世界主义传统的批判在《处理自然法问题的科学方法》(TheScientificWaysofTreatingNaturalLaw)(1802年)当中表达得最为透彻(也最为简洁)。在这里，他考察了世界主义观点对于那种被他称之为“个性的推动力”(“vitalityofindividuality”)的东西的强调——这种观点主张：个人应该是人们所关注的基本单位，这种关注应该对每一个人性化的个体一视同仁，并且个性的这种特殊地位应该有一种全球性的力量。但黑格尔认为，尽管这种“个性的推动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正当性，但在绝大多数世界主义的理论里面，这种决定性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推动力”(“aformalvitality”)。在下面这段文字里面，黑格尔对这个看上去有点费解的指控进行了解释：
16、法国的样板为甘斯提供了诸多zz使命，但他回到德意志以便证实自己的如下信念，即政府分权将提振公民生活的活力。实际上，甘斯在同圣-马克·吉拉尔丹聊天的时候，曾拿众多德意志小城市的活跃氛围同法国省城的麻木不仁进行对比，将后者的情况归咎于300年的集权体制。他感到有必要向法国人呼吁：“尽可能采取分权，让血液流向末梢(如果不想这些末梢萎缩的话)和心脏血栓。”他1831年支持修改“城市法令”(Städteordnung，1808年由施泰因大臣引入普鲁士的城市法令)，此举乍看之下似乎有违他对分权的强调。这部城市法令到1830年的时候，已成为热议话题。许多官僚抨击这部城市法令，因为按照研究德意志自治传统的主要史学家的说法，它关于官员选举和民众代议制的规定，使其成为“三月革命之前普鲁士专制主义官僚国家中的开明自由的夹杂物”。一些自由派人士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而捍卫这部城市法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萨维尼是保守等级对自治理想将计就计的表率；他捍卫现行法令，因为他相信城市自主性在城市zz的有限领域内满足了民众参与的要求，因而阻却了更进一步的zz改革。
17、男主进入城市生活，此时，他脱离了前现代东亚特供家庭-伦理主体的结构，而不得不接受现代化社会的“摧残”，这一步，我们称之为“抽象普遍性”。
18、这种倾向有助于说明，甘斯为什么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他为什么对美国民主的伟大法国解释者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甘斯在1835年曾与托克维尔会晤——感兴趣。然而，同托克维尔的会晤并不能解释甘斯的zz联合体观念，这不仅因为那些观念形成于那次会晤以及《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发表(1835年)之前，而且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甘斯的的确确读过那本书，尽管他显然对其梗概心知肚明。相反，zz联合体的问题对他的吸引力似乎至少来自另外两个因素。首先，恰如约翰·特夫斯(JohnToews)所言，甘斯属于反拿破仑战争刚刚打完便皈依黑格尔门下的首批青年学子。这批年轻人对黑格尔几乎完全出于zz方面的兴趣。反抗法国人的爱国斗争，以及普鲁士国王的立宪改革许诺，让众多不是贵族出身的德意志人欢欣鼓舞，他们期待着民族复兴，期待着第三等级zz地位的非暴力扩张。在不少人看来，宪制变革似乎是施泰因男爵(KarlvonStein)和哈登堡亲王(KarlAugustvonHardenberg)所推行的社会zz改革的逻辑延续，并且似乎是德意志解放战争之民族牺牲的公正回报。出乎意料的是，击溃拿破仑之后并没有催生改革或宪法，反倒催生了各zz派系关于战后德意志重建的性质的激烈争论。对这一结果大失所望但又渴望支持进步主义zz的年轻人，感到黑格尔关于理性国家和现代伦理生活的观念分外有魅力。黑格尔的体系同旧制度国家的复辟针锋相对，明确提出了理性法的规范。根据这些理性标准，黑格尔的体系似乎许诺了个人自由和共同体整合的调和，而且并不赞成某些浪漫主义者——例如，约瑟夫·格雷斯(JosephGörres)、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LudwigJahn)、亚当·米勒(AdamMüller)——在费希特(J.G.Fichte)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之后的岁月里，所拥护的那种沙文主义的、种族民粹主义的共同体。
19、我们重复刚才的话——这个理想信念本身是求神拜佛的“信”，结果是YorN都是作为A的正反出现的，还是集合的部分，还是旧世界既有的坑位。
20、从此，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主体人消失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与它同时萌芽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存在主义，都不再把人看作顽强的绝对的理性人，而是现实的有限的存在者。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地把现实的个人理解为总体性的个体的生存实践过程。(当然结构主义很快又把主体的人理解为“被结构了”的存在物，理解为非历史的共时性的结构与无意识，理解为非本质非所指的符号，也就是福柯所说的“人是一个近代发明”)。
21、在第三个时期，可以说中立化的、综合的人的存在主动地实现自己的可能性，从而向自己显现。不过，“这一次——这些可能性也意味着充分地和最终地，即完全地理解自己的可能性”。
22、威廉•托里•哈里斯(WilliamTorreyHarris,1835—1909)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与教育领袖，同时也是黑格尔哲学在美国的继承者及美国本土教育哲学的主要开创者。美国教育家巴特勒(NicholasMurrayButler)评论道：“如果不了解哈里斯的毕生事业，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教育史及美国人对哲学的贡献。”(1)(P5)哈里斯的职业生涯处于美国内战后的快速工业化时期。从美国历史演进来看，这一时期可视作是从早期工业化社会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期;从教育史层面来看，这一时期亦带有过渡性。这是由早期公立学校运动向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过渡期，也是美国公共教育扩大化的关键期。克雷明(LawrenceA.Cremin)指出：“要充分理解哈里斯的工作，人们就必须首先把他看成一个教育思想史上的过渡人物。”(2)(P10)内战后，国家的统工业化的推进以及人口扩张造成的教育范围扩大与民族问题，使得公共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贺拉斯•曼(HoraceMann)和巴纳德(HenryBarnard)等早期公共教育领袖所未遇到过的，因而新的重担落在了哈里斯等新一代公共教育领袖身上。幸运的是德国移民为美国带来了黑格尔哲学。哈里斯在黑格尔哲学的指引下结合美国实际，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哲学体系。他的教育哲学既丰富了黑格尔哲学的内涵，同时也促进了美国化教育哲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哈里斯的教育哲学是其所有教育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的思想根基，这帮助他有效解决了美国公共教育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这种哲学使当时的教育工作者既能接受新的现实，同时又不丧失教育中所蕴藏的传统价值观。从结果来看，哈里斯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23、其次，德裔学者布罗克梅耶(Brockmeyer)作为黑格尔哲学在美国的早期研究者与布道者，是使哈里斯最终选择黑格尔哲学的决定性人物。1858年，哈里斯正是在布罗克梅耶的感召下才最终选择了黑格尔哲学，因为哈里斯认为这是能够包含他自己全部思想的哲学体系。布罗克梅耶对黑格尔的理解对哈里斯教育哲学的形成与深化有着长远的影响。
24、当对国家的威胁威胁到他们的私人事业的时候，个体就可以领会到是国家的存在使得这些事业成为可能。而当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成为问题的时候，个体就会承认是他们共同的生活形式面临着危险，从而也会领会到那种他们作为公民所拥有的利益。在这样一些时候，个体就可以学会理解国家的价值。他们既可以明白：国家的存在是他们实现私人目的和福利的必要前提，也可以明白：国家共同的生活形式是某种他们必须自在地加以珍视的东西——或者确切地说，是某种比他们自己私人目的和福利的实现更值得珍视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当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这个从zz上被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伦理健康就被恢复了(哈迪蒙，前揭书，页234)。
25、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道德的核心地位，是通过各种带有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之特色的制度和实践而得到维持和发展的。
26、《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投稿邮箱：
27、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国家的时代；黑格尔和密纳发的猫头鹰展翅飞翔的那个傍晚还没有过去，而新一天的拂晓也还没有来临。
28、(后现代的)公民-朝圣者(citizen-pilgrim)的、带有故意的乌托邦色彩的视点，而这些此时此刻正在采取行动的公民-朝圣者，他们行动的出发点是某种无形的共同体或者政体。这种没有空间上的疆域的共同体或者政体，迄今都还没有出现过，并且恐怕永远都不会出现。
29、教育史 高等教育：gaoxiaoli67@1com
30、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即基本本体论，不是工业化历史逻辑，而是更深层的诗性实践或生存论实践逻辑。工业化逻辑并不是自明的、无罪的本真状态，而是异化的、次生的历史物化现象，是需要自我解构的辩证法。这种具有真正的颠覆意义的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仍然是原则性的，而有待于进一步阐明，需要后代人不断地明晰与激活。这是想象中的现代性的另一方面。这也正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世界中所试图发现的新的可能的世界。
31、在关于哪些法律和原则应该被通过、应该被作为行动的依据的问题上，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组织的理念“要以所有国家之间的协定为前提”。“但是”，黑格尔认为，“协定总是要取决于特殊的主权意志，因此也总是要受偶然性的困扰”。
32、第一个时期必然是人的存在完全由主人的存在决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主人通过行动实现其存在的可能性，从而揭示自己的本质。但如果历史只不过是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那么奴隶通过劳动实现自己，从而也完全地显现自己。第一个时期必须由第二个时期来补充。
33、黑格尔从康德道德哲学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具体的人权或者道德义务之所以会有确定的内容，主要是因为某些现代的社会制度。他尤其强调了家庭的制度、市民社会的制度，另外还有带有现代宪政国家(Rechtsstaat)特征的法律和zz结构。如果没有这样一些(通过理性的法律体系确定下来的)社会制度的话，人权就不明确(或者用黑格尔喜欢用的说法，就是“抽象的”)。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实定法(positivelaw)体系，人们将很难确切地说尊重人们的“权利”到底意味着什么。“抽象的权利”只有在实定法和使得实定法成为可能的社会制度之中、并且也是通过这些实定法和社会制度，才能够被确定。正是这种情形使得我可以，比如说，要求别人按照他们在实际社会和法律制度之下所负的义务来采取行动。也正是这种情形使得我可以要求这些制度——
34、除了甘斯走向zz成熟所涉及的那些个人关系和历史环境之外，看来还有另一个因素促使他把自己的社会联合主义观念内嵌于更宽泛的zz联合体理念中，即法国zz自由的影响。甘斯1825年旅居巴黎的时候，开始推崇《环球》(LeGlobe)杂志的撰稿者。在圣西门主义者接手《环球》之前的日子，这份杂志锐意开创一种“新”自由主义形式。(皈依圣西门主义者之前的)皮埃尔·勒鲁、泰奥多尔·茹弗鲁瓦(ThéodoreJouffroy)、保罗-弗朗索瓦·迪布瓦(Paul-FrançoisDubois)等人，在甘斯看来便代表了“所有属于法兰西年轻进取一代的东西”的精华。这些人公开抨击复辟，无所畏惧地拥护自由原则。与此同时，他们自称为新一代自由主义者，摆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极端立场，这些极端立场令基佐、贡斯当(Constant)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和反改革人士——他们是仍在延续18世纪90年代斗争的疲惫的斗士——相对峙。这种新的自由主义，恰如乔治·阿姆斯特朗·凯利(GeorgeArmstrongKelly)近来所主张的那样，在原则和目标方面是“朦胧的”，但它似乎有助于汇聚甘斯的思考。《环球》的自由主义者们虽对民主比较慎重，但茹弗鲁瓦和迪布瓦等人确实同那些王权精英主义原则——它们是铭刻在1814年《宪章》里的自由主义所惯有的——渐行渐远，转而企盼“崇尚自由的多元社会，要求展开同新赢得的自由相契的崭新且艰难的合法化”。
35、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
36、问题就出在“这就是一个骗局，骗你占小便宜，然后去听宣讲。”
37、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赤贫问题和新兴穷困劳工问题已成为热门话题。这些问题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已经算得上严重，但它们只是在19世纪40年代才变得十分棘手，因为那时严峻的经济萧条放大了这些问题的累积效应。因此需要注意，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人关于社会问题的感知，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一方面，德意志人素来对英国工业化的经验和文献饶有兴致，这意味着他们的分析范畴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正如他们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弊病的预期。另一方面，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消息，让德意志人对社会危机更加敏锐，也让某些人燃起了希望，即更加公正的新秩序有朝一日会从穷人当前的困境中应运而生。在这层意义上，社会问题作为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的新鲜玩意儿，不仅涉及大量德意志人的真实状况，而且涉及文献资源和概念框架。
38、在哈里斯看来，学生的“自我活动”有着不同的层级，可大致概括为“本能性自我活动”与“非本能性自我活动”。前者指的是学生对与生俱来的能力的运用，如感觉、知觉和记忆。后者的范围则较为宽泛，它泛指学生对一切后天所形成的自我能力的运用，如逻辑运算和社会性思考。哈里斯认为，“本能性自我活动”是“非本能性自我活动”产生的基本条件。“非本能性自我活动”是他希望所有学生都能或多或少实现的一种社会性自我活动，其基本要求就是学生至少通过这种自我活动的发展能对社会环境有基本的认识与适应。反之，这也决定了“社会性”是“非本能性自我活动”发展的限定性条件。在哈里斯看来，二者的有效发展，都只能由正规的公立学校来实现，且在初等教育阶段二者应同步发展，但最终的落脚点要在后者。
39、(1)巴塔耶的创造——异质学、神圣社会学、无神学、普遍经济学......疯狂、色情、原始部落、神秘主义，巴塔耶藏有多少维度？
40、·ChristopheCharle,JacquesVerger，《大学的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出)
41、与科耶夫的讲演不同，伊波利特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评述试图尽可能减少评述者本人的主观引申。在不断地克制自己个人理解偏见的过程中，伊波利特一步步地将读者引向黑格尔复杂曲折的哲学思想过程，即如何从对客体的最简单的意识知觉走向最高形态的绝对精神阶段。伊波利特对黑格尔的解读变成整整一代想从黑格尔那里获得更多精神满足的法国知识分子们的可靠的黑格尔思想文本。
42、3青年黑格尔派由主观唯心论回复倾向，他们强调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的精神。而是人类的自我意识
43、(７)结果，独立意识的真理乃是奴隶的意识。主人的根本现实是他所想要的东西的颠倒或逆转，奴隶也是如此。在其完成过程中，他可能变成了他直接现实的反面。作为一种被压迫的意识，奴隶将自己逆转成为真实的独立性。如果懒惰的主人导致了死路，与之相反，勤劳的奴隶就是所有的人类、社会与历史进步的源泉。历史就是奴隶劳作的历史。人们只有从奴隶的角度，而不是从主人的角度，去思考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也就是说，去思考人类、社会、历史的首次结果。
44、爱德华·甘斯(EduardGans,1797-1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