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核心
1、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zz。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法家思想的核心)。
2、法家得到了秦朝统治者的认可，而秦朝也变得很强大。
3、佛家，唯心主义，强调自身修养，讲的是超世，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4、术治派明确提出较高统治者必须使用术，君王要以“独视”、“独听”、“独断专行”的手段来推行执政。术治派觉得，“独视者谓明，独闻者谓。能独断专行者，故能够为天底下主”，君王“五庄之机正而天底下治，故一言正而天底下定，一言倚而天底下靡”，君王本人的言论和认为能够确定国家兴衰，表明了独裁专权主义的观念。
5、学思行|杨念群：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好为人师？(法家思想的核心)。
6、因此耕战是“治国之要”，千方百计奖励耕战,诱之以利,把民众引到耕战的轨道上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减轻农业税收，对于力耕者赏以重爵；采取愚民政策,使农不得不耕,力耕得利，力耕有赏。
7、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8、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一个国家的zz、文化、道德有着强烈的制约作用，对现代法律体系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家"与"阴阳家、儒家、墨家、明家、道德家"被列为"六家"。法家是顺应历史潮流而诞生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法家的崛起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法家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9、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10、本文试图以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来分析法家思想的精义所在。
11、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12、另外，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奖励耕战”政策和打击“私斗成风”的“弱民政策”，与法家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切不可混为一谈。
13、韩非所著《韩非子》书，集法家思想之大成，通常以法、术、势三个概念代表的纲领说之，本文之作，企图落实这三个概念所代表的观念意旨，藉由一定的文本解读以及问题讨论，明晰化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法家与黄老道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儒家又几乎势成水火，本文之作，亦将针对法家与儒道两家在观念立场上的关系，进行讨论。
14、以上，不论是文本解读还是学派对比，都是环绕《韩非子》书中的法家观点予以哲学解读的目的而做。笔者的基本立场是，韩非言法、术、势三点，首先为势，势者君王之威势，不可旁落。其次为法，一天下之虑，藉之以赏罚二柄，二柄者术也，而术则是包括一切帝王御下之术以及外交攻防征战之术，而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帝王御下之术。
15、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此说指向臣下夺了施法治民之权，实际上讲的是重势的思想了，君失治法之权，等于虎失其爪，则国主危矣。所以御下之道，在赏罚二柄，甚至，公共政策也不必自己提出意见，只须让臣下自己提出，效验之以赏罚即可。
16、＜十过第十＞举出十种君王可能常犯的错误，以提醒君王不要犯错，导致亡国，可见韩非念兹在兹关切的都是君王守位保国的事情，十过包括：「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小学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17、韩非的法制观点是尖刻、偏狭、片面、僵死的。虽有其敏锐性，但也有偏颇。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根据人皆自私的原理，他反对用仁义说教来治国，而主张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他说统治者要治理好臣民，只要掌握赏和罚就可以了。其中他尤其强调要重刑重罚。臣民做事必须完全符合君主的命令、要求，有任何一点过分或不及，都要加重处罚。韩非认为只有君主充分掌握刑罚大权，国才能治。刑重才能国治，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实际上刑罚要准确、适中，重要的是民众自主、自立、自爱、自尊。重刑可以得逞于一时，获得表面的国治，其实危机很快就会到来。秦虽统一六国，但二世而亡，“终为天下笑”就是例证。
18、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19、法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性恶”论。认为任何人为自已都有“皆挟自为心。人都是追逐自身利益的。都好逸恶劳。
20、学思行|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21、如何看待法家思想？我觉得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东周列国礼崩乐坏时代)，出现的一种适用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这么一种思想。虽然这套体系里面有很多暗黑的统治术，一段时期内毒害了中华文化健康的肌体。但是法家思想最终还是融入了，汇集儒，墨，道，法等百家学说，发展出来的两汉经学体系，为后世所沿用。
22、商鞅的法治派注重的法治，高度重视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一切依规而行。法治派的政略要以酷刑厚赏来实行法案，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缺乏赏，凡违法违令得人没有逃罚。法治派注重“以法治国”，规定我国官员学法用法明法，老百姓“以吏为师”。
23、＜八奸＞篇，讲臣下向君王夺权之术，防治之道即是君王的御下之术，「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在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以上八种臣下盗权之术，韩非言之精辟，对于君王防治之术，亦皆肺腑有道之言。亦即君王若尚在位掌权，则须用此防治之术，然而，八奸乖戾，除非国君为英明上人之资，熟能避之？故能成明君，守位保国，进而富国强兵者，非上人之资不可矣。关键在于自己要克制欲望，否则必为旁人夺权而不知，其次在于智慧明达，对人心了如指掌，第三在于意志坚定，不犯错误。如若君权已被劫夺，则难追回矣。总之，本章非常实用，即便在今日之社会，亦十分有可以藉鉴之处。
24、 首先是起源，我就结合历史知识解说一下。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些人人开始怀疑宗教神话对世界和人生的解释，试图从实际出发去探究世界万物的本来面目，提出一系列普遍性问题，于是，最早的哲学诞生了。
25、(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zz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26、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法家的祖师爷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之可治也。”
27、(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战国时期zz家，思想家，出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故称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28、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较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zz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佛学的核心思想？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道家的核心思想？“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哲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非常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