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生于香港，11岁移居泰国，18岁赴美国读书，21岁回香港开始电影事业，2008年来北京开工作室。陈可辛可以讲很地道的粤语、泰语、英语和普通话。他说，语言就是他的保护色。陈可辛的少年时期充斥着城市与城市间的辗转。“小时候的漂泊，令我变得敏感和谨慎，离开香港，漂泊异地，面对陌生的一切，我是它国的非主流少数民族，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受。”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可辛的父亲陈铜民就是香港有名编剧，1960年代初任《明报》编辑，后又在国泰和邵氏公司身兼数职，1970年代，他执导的电影《赤胆好汉》在2009年被改编为明星云集、陈可辛监制的巨制《十月围城》。
电影基因早早植根于陈可辛身上，他也视父亲为生命中的“合伙人”，“他能给意见，但又不是专业替我决定，我的成或败，他看在眼里也不多说。”
最早，深知电影之难的陈铜民很反对儿子重蹈其电影之路。“父亲说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决定要以做电影为毕生事业的，但他知道时就一时间来阻止我，告诉我难，难，难！‘可辛’原是为了纪念我母亲难产生下我而取的名，不料却变成了我生命的一句谶言。父亲是在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人，他吃过电影的苦，也退出了电影界。他希望我能过上较安乐的日子，不必太求臻美，人生和事业一样，过得去就算了，辛苦也要有个限度，他觉得我能有今日的一切也就够了。”11岁时，父亲因自认在香港电影界失败，前往泰国。在陈可辛的少年阶段，举家迁移的经历和异国他乡的生活，在他年少的心上写下了“漂泊”二字。“现在回头再看青少年时期，都是觉得美好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个性一定会受到他童年时期的影响，我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可以叫做小康之家吧，这种家庭会让人比较没有奋斗的动力。但我不是这样，我从小就很有危机感，也挺好胜的，挺较劲的。从香港搬到泰国，其实是我家里起了一些变化。我爸本来是做电影的，后来他觉得这个圈容不下他了，他放弃了，某个程度接受了他在电影事业上的失败。去了泰国，他就在报社做，变成一个报人。泰国对我来说，还是个让我觉得有一点失落的地方，因为它是我爸爸失败的地方。”
在陈可辛看来，大时代下的漂泊是几代华人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陈可辛的爷爷和外公那一代当年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从潮州去了泰国，所以父母本就是泰国华侨。爷爷的那代人在泰国成长生活，他们不像犹太人，能把别人的土地认作自己的家乡。中国人对祖国的情结很重，所以他的爸妈那一代受的教育都是中文教育，没有念过泰文学校。“所以我父母他们就变成了迷失的一代人，他们成长在泰国，却又不能做泰国人。我爸妈是1950年代回国参加建设的华侨，我妈先去了汕头，后来去了北京，我爸就直接去了北京。我爸离开北京后，我妈跟着也离开了，他们就是在北京认识的。从北京到香港，在香港生下我，我就变成了香港人。如果他们没去内地，我就是泰国人。又如果他们去了北京没有离开，那我就是内地人。我小时候很模糊自己究竟是哪里人，11岁时他们决定要搬回泰国，到了泰国后，我又有对身份新的疑惑。这种漂泊在我看来已经习惯了，我的漂泊和很多香港人的漂泊很像，人们总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漂泊。”
执拗的旧物情怀陈可辛喜欢的风格从来都没变过，这个196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18岁在美国做穷留学生时，喜欢到处淘旧货。见证了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而他的喜好就停留在20世纪的工业感觉。过去，办公室里的任何物品都是他亲自布置的。他要去买家具，既不肯降低审美，又不能太贵。到全世界任何地方，他最喜欢收集两样东西：一是灯，二是椅子。他在香港办公室的椅子是收集了差不多20年的成果，而且每一张椅子都不一样，有的是拍戏时留下的，有的是从不同的国家带回来的。陈可辛1980年代初留学美国，那时候是苦学生，没什么钱，哪里有扔掉不用的东西，自己捡回来放在一起，结果慢慢发现，这变成了另外一种美学。淘东西也变成了一种习惯。回国后，陈可辛走南闯北，但品位一直都没变过。他照旧不喜欢买名牌，在他看来，名牌家具贵得离谱，太浪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仍旧是淘。
2008年，陈可辛北京工作室开张，2010年，工作室搬到郎家园。可惜曾花时间淘来的家具，在工作室变更后，绝大多数都被扔进了仓库。这一次，陈可辛找到了年轻设计师高古奇，这是他有史以来搬公司最不折腾的一次。“有了小孩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较劲了，开始看开一点了。”陈可辛解释说。陈可辛提供了一些概念、一些照片、一些自己喜欢的物品给设计师看，剩下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设计师来掌控。这是他从没尝试过的事情，但这位设计师给出的东西，从家具到设计，甚至细化到玻璃的材质，陈可辛都很喜欢，99%符合导演的美学。陈可辛一次遇到这么懂自己的设计师，半年以后，他把香港工作室的装修也交给了这位设计师。设计师按照陈可辛的标准淘了很多老东西，比如很原始的风扇、档案柜、大灯罩、穿衣镜、人偶⋯⋯这些东西看上去很残破，但是经过设计师陈列摆放之后，变得非常有美感。然后，设计师在这些老东西、老家具的基础上，设计空间，让家具能够融合共处。
“物是人非”的纽约城
从某种程度来看，陈可辛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他做导演，也做监制，在公司里，他对自己人话很少，但是对外人、对采访对象却会滔滔不绝。同事有时会告诫他“导演，这个先不要讲”，陈可辛虽嘴上说“好啊好啊，我记住了”，但是往往说到兴起，一些自己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就会从他口中源源不断地蹦出来。他很少在公司谈论家庭，但在见到女儿时，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任由女儿捉弄的慈父，一副完全拿小孩没办法的模样。在同事的眼中，陈可辛是一个价值观和审美观都很固定的人。他的穿衣风格是恒久不变的，他喜欢旧的、有质感的、花纹不繁复的衣服，他永远穿的是布鞋，同事几乎没见过他穿皮鞋。他若喜欢某一件东西，态度总是很笃定，很少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
在大火的《中国合伙人》中，也能处处捕捉到陈可辛的影子。32年前的一天，陈可辛早上五点就起床梳洗，想给签证官留下较好的印象，因为他觉得这一天会影响自己的一生。“邓超演的孟晓骏出国时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句话我没说过，但那确实是我当时的心境，当时我觉得我肯定会成为一个美国人。但片子里，孟晓骏说自己觉得较好做不了的就是美国总统，因为美国总统必须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话，我倒是真的说过。那时，我也有美国梦，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孟晓骏当时在餐厅收拾盘子，更是原样照搬了陈可辛自己的经历，“我对孟晓骏这个角色有一些纯个人的牵挂，因为他的成长轨迹和我很像，包括在美国打工时，做的都是连小费都没资格拿的杂工，我在餐厅做杂工，小费要从服务生的收入里分。片子里有个老太太瞒着苛刻的服务生偷偷给孟晓骏小费，当时真的有一个英国老太太给过我20美元，这对于1981年的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数目”。拍到孟晓骏意气风发地走在纽约街头那场戏时，陈可辛更是在时代广场失声痛哭。
多年之后，已成为有名导演的陈可辛带着吴君如回过那家餐厅，而纽约城里的一切和这家餐厅一样，全都物是人非。“现实生活中哪有电影那么戏剧，其实，年轻的时候吃点儿苦都是浪漫的”。陈可辛说自己回去那里并非出于什么“扬眉吐气”的目的，就是一种深埋在记忆里的病态情结。如今再回到美国，大多是工作或是旅行，身边有了老婆和孩子的陈可辛，在面对这个曾抛洒过汗水与泪水的城市，心中再也没有了那种漂泊中的不安。现在的纽约，在陈可辛的眼里，还是那个世界最繁华的都市，但也是较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纽约是世界上博物馆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那里的百余座名目各不相同的博物馆就像一组巨大的文化磁石吸引人，我上学的时候一有时间就喜欢去逛博物馆。”陈可辛特别推荐了几个他认为初次来纽约应该必到的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闻名，这里共收藏并轮流展出各种珍贵文物300万件，几乎涵盖了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科学和宗教，值得一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涵盖范围极其广泛，可谓纵深亿万年，学科千百种。而举世闻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馆藏罗丹的不朽之作《巴尔扎克》、毕加索的《山羊》等，也是不错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