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版《水浒传》里，有许多梁山好汉聚会的镜头，稍微细心的朋友也许会发现，这些英雄们经常在鬓边戴了一枝花，有菊花、芍药、芙蓉，也有各色不有名野花，一帮糙汉子却在头上费心费力地打扮，着实逗人发笑。
甚至还有一特别爱戴花的哥们儿蔡庆，职业是刽子手，绰号却叫“一枝花”，也就是明晃晃地戴花招摇过市，将刚中带柔演绎到至臻。
当然，如果了解一点古代习俗，我们便会知道，须眉男子的簪花历史由来已久，并非水浒英雄们横空出世的团体怪癖，而是宋代自上而下、从民间到贵族都十分流行的男性主流审美。
比如，北宋时期的文人领军苏轼，便曾写下一首诗《吉祥寺赏牡丹》，其中诗句很是生动有趣。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扶归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此年他37岁，恰值“老夫聊发”的年龄阶段，即使搁在今天来看，年近四十的男人似乎也该成熟稳重、打扮得西装革履，头发即使没有梳得一丝不苟、抹上发蜡，却也不应该插朵大红花？
但苏轼偏偏这样做了，还不以为羞，对自己簪花的举动得意得紧。
引领着两宋时尚的苏轼，发明了东坡巾、东坡帽等物，他推崇簪花自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紧跟时代步伐，赏完牡丹后，随手便将一朵大红牡丹花插在头上，虽是行得踉跄，却惹来路人和轿中佳人频频回顾，浅笑倩兮。
从文士高官到市井莽夫，爱戴花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习惯，事实上，这一习惯的养成，更与宋王朝最位高权重的一批人——皇室息息相关。
在《宋史》当中，有多处记载皇帝赏赐群臣百官戴花的场景，尤其是在各种盛大宴会上，戴花已经成为一种皇帝赏赐的恩典。
比如大观三年，议礼局安排的集英殿春秋大宴礼仪流程中，就有赐花、戴花的仪式。
“……内侍举御茶床，皇帝降坐，鸣鞭，群臣退。赐花，再坐。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又再拜就坐……”
止巳、重阳赐宴仪：
“……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
“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花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从这些记载来看，群臣百官不仅在宴会上接受皇帝赏赐戴花，而且这种赏赐还有等级，不同品级的官员，得到的簪花种类、颜色也有所不同，但都以之为荣，须答谢皇恩。
当然，一众爱花少年、中年、老年中，也有特殊例外，比如《宋史》中就记载了司马光拒绝戴花的一段故事。
“仁宗宝元初，（司马光）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司马光少年老成，在一众花里胡哨的男性当中保持朴素作派，也是意料当中事，不过，他的个人喜好，并不妨碍整体风尚，在两宋时代，男性簪花已成共识。
南宋时，宋王朝虽是偏安一隅，男性簪花的爱好依然未变，宋高宗八十寿诞时，百官簪花庆贺皇帝千秋，场景之隆盛，全都被诗人杨万里用墨笔记录下来。
“春色何须美鼓催，君主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如果说，《宋史》的记载只让我们确定，两宋时期，从宫廷到民间，男性们都流行簪花习俗，而杨万里这首诗，则更加明确地展示了男性所簪鲜花的品种，牡丹、芍药、蔷薇，这些都是艳丽繁盛的大型花朵，可见这些须眉男儿，展示美丽的时候可是毫不吝啬，越是鲜艳娇媚，与男儿阳刚越形成强烈反差，从而形成奇异的视觉冲击。
也正因如此，在《水浒传》里才会出现许多爱戴花的英雄，即使是上战场与敌交锋，那也是“头巾畔花枝掩映、金翠花枝压鬓旁”，不仅自己得意非凡，敌军也见怪不怪，将此视为男性再寻常不过的打扮。
那么，为何在男权社会却会出现这种“伪娘”的男性审美？这与今天对“娘炮”男明星涂脂抹粉的抨击几乎是天壤之别。是两宋男儿不够孔武阳刚？还是历史传承如此，两宋时期经济发达，因而更注重个人装扮？
屈原在《离骚》中便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九歌·山鬼》中也写道：“被石兰兮带杜蘅。”
可见，在屈原的时代，就已经流行佩戴秋兰、杜蘅等植物，不过这时还没有将花草戴到头上的习惯，而大多是随身佩带，浸染植株清新香气。
两晋时期，人们逐渐流行茱萸插头的习俗。
西晋周处所著《风土记》中便记载道：“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茱萸是什么？那是一种可入药、也可入味的植物，果实为红色小珠，一枝上常结为数十粒茱萸果，插在头上，便如女子珠宝饰物。
至此，魏晋名士们开始流行起往头上插花装饰。
南朝梁简文帝《答渝侯和诗书》中就写到：“九梁插花，步摇为古。”
步摇是古代女性头饰的一种，但这里的步摇却非头钗，而是一种步摇冠，为男子所戴。
相传，鲜卑族中的慕容姓氏，便是因为他们喜欢戴这种步摇冠，便被人称为“步摇”，后来言语传播有误，便演变为谐音“慕容”。
而与之相应的，九梁插花，也明确是指的男性。
九梁，是指朝冠上装饰的九条横脊，当然，并非所有的官员朝冠上都有九梁，梁数多少，是视官位高低而写。不过，无论梁数多少，九梁插花，也都是指代在朝冠上插花，这与两宋时大为盛行的男性簪花风尚就极为相似了。
因此，在翻看这些古代典籍时，一定注意甄别，千万别误会插花、步摇就是女性头上的装饰，事实上，须眉男儿爱美之心，也不遑多让。
古代科举考试中，殿试第三名叫作“探花”，而这个名头的由来，便与男性簪花有关。
唐代新科进士放榜时间恰逢春季杏花盛开时节，皇帝会在曲江赐宴游园，名为“杏园宴”。宴会当中，将挑选两名年少英俊的进士为“探花使”，负责采摘鲜花，迎接状元。
想那进士饮宴，一群朝廷准官员与鲜花为伴，各自在头上插满红白花朵，醉意微薰，不时有名句吟唱，诗意、酒意、春意俱混为一体。
因为有了探花之雅，达官贵人们热衷于赏花、戴花，唐代花市也因此繁荣，这才有了刘禹锡的名句：“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洛阳牡丹一直引以为傲，头戴牡丹花，也成为洛阳人的习俗。
宋代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便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如此看来，洛阳的牡丹有贵有贱，却是人人都爱的花儿，连挑担子的苦力都会戴花。
经历两宋全民戴花的洗礼后，时光之舟逐渐推向明清时期。
在新的时代，男性有了新的审美，但依然有着令现代人吃惊的表现，比如传自朝鲜的马尾裙，下摆蓬松张起，宛如一把伞。
不过，尽管明清男性衣着上仍有许多讲究，两宋时男性往头上戴红白大花的习俗，却逐渐淡去。
明清时的男性，并非不戴花，只是戴得比较含蓄、内敛。
比如每年三月三日，杭州城内便有大批男性聚集，共戴荠菜花游春，甚至还流传下“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的名谚。
三春，也就是农历三月，因为这是春季的第三个月，故而称为季春，也称三春。
何为荠菜花？这是一种在南方漫山遍野生长的野菜，俗称“铃铃草”，可入药、入菜，花呈白色，细米粒状，可说十分不起眼，与牡丹之流完全不能比拟，却也另有一番质朴风味。
此等盛景，在明代田汝成所著《熙朝乐事》中也有记载：“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花。”
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也有引用，足以证明，戴荠菜花游春的民间习俗流传甚广，被普通老百姓广泛接受。
想象一下，满城男男女女，不分老幼，都顶着一头的细碎小白花，一起踏青游玩，虽然没有大红艳丽的色彩冲击，也不失青葱绿色中的一抹小清新。
端午节，人们常在鬓边插茉莉花。而立秋时，男女则皆戴秋叶，又或以石楠叶剪刻花瓣，扑插鬓边。
如此看来，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毁损”的古代，长发飘逸的男性同胞们，在头上所花的功夫，半点也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女性。
无论是先秦时的“佩秋兰、戴杜蘅”，又或是两晋南北朝时“九梁插花”，盛唐时的“探花游街饮宴”、两宋时全民簪花狂欢，明清时淡雅朴素的节日应景，男性簪花习俗从历史长河中悄然探入、兴盛，又逐渐销声匿迹，甚至到如今成为一件令人惊讶的怪癖，这都是文化和审美的不断变迁。
时尚是个循环的怪圈，如今在对着众多化妆打扮的“娘炮”炮轰时，不妨反思一下，这是否也是历史的自然选择？亦或是对往昔的复古回溯？
毕竟，审美这东西，有太多主观因素，当绝大多数人都引以为美时，那便是美了吧。即使男性簪花，也不过司空见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