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莫言还记得一次翻开《百年孤独》的那天。
1984年,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的莫言,斥1块6毛的“巨资”买到了这本书。
翻开一页,读到“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位29岁的文学院大龄学生拍案而起:“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
自此,他抛弃了那一套政治宣传话语,第二年发表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字里行间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
《百年孤独》影响的不仅仅是莫言。余华曾不止一次地借鉴了《百年孤独》的写法,贾平凹则说,“读了马尔克斯的书,就永远记住了《百年孤独》四个字。”有人曾形容,80年代的中国作家,如果不谈《百年孤独》,就好像没有了话语权。
80年代,引起轰动的又岂止《百年孤独》。改革开放一声令下,那些曾经被视为“禁书”、“毒草”的外国文学经典一时间涌入中国,萨特、卡夫卡、福克纳……自小看惯了苏联文学和样板戏的年轻人突然发现:文学,原来还可以是这样的。
政治口号暗下去,人的味道浓起来。在这场新启蒙运动的感召下,中国诞生了一批新生代作家,他们探索文学的新方向,也通过文学探索中国的复兴之路,担当时代的开拓者。
从四十年前,面对《百年孤独》的赞叹、迷茫,到四十年后,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一步步站上世界舞台的崛起之路,也印证着改革开放四十年带给中国的巨大变迁。
70~80年代:中国将往何处去?
1977年的夏天蠢蠢欲动,一切都在将动未动的变局之中。
那年夏天,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刘心武在十平米的家中,偷偷铺开纸写下了短篇小说《班主任》。
小说中的中学少年们,深受十年动荡的荼毒而思想僵化,在北京十三中当了15年中学老师的刘心武借主人公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与半个世纪前的鲁迅遥相呼应。
这一声呼喊,也揭开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序幕。
《班主任》发表半年后,1978年8月,上海《文汇报》用整一个版面刊发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自此,这一类揭露十年动荡时期的作品,有了一个统一的名称——“伤痕文学”。
三个月后,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艘名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巨轮开始起航。文学和时代,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相辅相成,文学为时代作先声,时代为文学铺通衢。
当号角声响起,也勾起了知识青年们旺盛的创作欲。他们渴望表达和宣泄,于是就有了“朦胧诗”,有了北岛那句出名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们怀念知青生涯的青春无悔,于是病榻上的史铁生写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也有人不再拘泥于过去的苦难和理想,开始着眼于未来,探索“中国将往何处去”。
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听说拉美的马尔克斯、日本的川端康成凭借极具民族特色的写作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惊呼“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开创了“寻根文学”一派,从民族文化的源头寻找未来的力量。
当然,也有人剑走偏锋。当时还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余华和沈阳作家马原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写出《十八岁出门远行》与《拉萨河女神》成为“先锋文学”代表作,标志着对传统文学模式的一次反叛。
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里,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管主张如何,都一扫过去的阴霾,开风气之先。那是一个诗的年代,作家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做“人民的代言人”。
就像冯骥才所说,“作家帮助国家打开大门,改革开放也给中国文学打开了大门。”
90年代:现代化的呼唤
当张爱玲在美国的公寓内孤独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她是否知晓自己在太平洋对岸正经历着新一轮的声名大噪。
那是1995年9月8号。时间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整个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们逐渐放下了沉重的历史负担,转而关心起世俗生活。
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笔下三四十年代摩登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成为了大家渴望的现代化都市的象征。她对人性的敏锐描写,荒凉的爱情观,迥然不同于80年代文学民族与时代的沉重主题。
她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更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仅在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的两年半时间里,就有四本张爱玲的传记出版。
人们惊讶,原来中国文学史上,还曾经有这么一位传奇女作家,写都市文化竟然可以写得那么入木三分,但在过去几十年政治环境下,却一直鲜为人知。
随着张爱玲的逝世,“张爱玲热”达到了高潮。80年代,知识青年当中人手一本的萨特和《百年孤独》,到90年代则变成了《张爱玲文集》。
而这其中一定会有王安忆。这位在80年代以写知青小说成名的上海本地女作家,想象和体验着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上海,用一部《长恨歌》来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续写人生。
《沉香屑·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娇蕊、《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若是留在了新中国时期的上海会怎样?王安忆回答,她们都成为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
和张爱玲一起被热捧的还有金庸。超越了一般武侠小说中的“打打杀杀”,金庸的武侠世界,充满现代人文精神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让一向把武侠小说视为“俗文学”的文化学者们大开眼界。
1994年,一向定位高雅、只出版学术书的三联书店一口气出了36册“金庸全集”,很快被抢售一空。同一年,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上了第四的位置。在此之前,金庸从未被纳入文学史的讨论范畴之中。
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小众文学,突然步入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在流行文化领域,金庸同样被热捧。全国的电视台都争先恐后地播放港台的金庸电视剧,古天乐、李若彤的《神雕侠侣》,黄日华、林志颖的《天龙八部》,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最经典的回忆。
在雅俗文化中同时受宠,在渴望现代化的90年代里,金庸和他的武侠世界,成为了文学领域比较具有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无论是“张爱玲热”还是“金庸热”,都反映着市场化改革对人们的影响:物质丰盛起来的中国人,开始寻求精神生活的丰盈和愉悦。随着大众文化兴起,文学不再必须承载重大使命,于是通俗文学成为了主流。
00年代:新世代的叛逆与自信
改革开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984年国务院颁布新政,要求期刊杂志“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一时间,杂志社没有了出路。1999年,面临“自负盈亏”压力的青少年文学刊物《萌芽》杂志多方位改革,其中的一项措施,就是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
一位上海郊区小镇的17岁少年投稿报名了比赛,在考场上,评委拿出一张纸,揉成一团,丢进一个水杯中,让少年据此即兴写一篇文章。一小时后,一篇《杯中窥人》洋洋洒洒、大功告成。最终,这篇文章获得了一等奖。
少年名叫韩寒。
韩寒得奖后一年,另一位小镇少年从家乡自贡出发到上海参加第三届新概念大赛,连续两年拿到了一等奖。
少年名叫郭敬明。
在世纪末的交叉口,以韩寒和郭敬明为代表,新概念大赛培养出一批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作家。他们一跃成为“80后”作家中的领军人物,收获名气和财富,成为青少年眼中的偶像。
韩寒始终是叛逆的。因为不喜欢传统的教育模式,他成名后主动退学,有老师问他,你退学后靠什么养活自己?韩寒不假思索地说:“稿费啊。”回答一出,在场的老师都笑了。
同一年,他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三重门》,销量超过200万册。
写了几本畅销书后,他把所有出书的收入买了一辆赛车,转而去做一个职业赛车手。随后整整十多年,他的主业是专业赛车拉力赛,拿到了3座车手总奖杯。
他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在博客、微博针砭时弊,嬉笑怒骂间,作家、车手韩寒,同时也变成了知识分子韩寒,被年轻人奉为精神偶像。
而郭敬明走上了另一条路。上海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一心想考上海财经大学。中学时代的他曾信誓旦旦地说:“我固执地认定,我将来的生活应该在上海。”
对大城市的向往,其实就是对成功的野心,郭敬明实现自己抱负的方法,是走文学这条路。
当时出版社想要打造“下一个韩寒”,给新概念的获奖者们发约稿消息,只有郭敬明回复了,还附上了自己的简历,主动提到自己正在写书,希望有机会合作。
这本正在写的书,后来被命名为《幻城》,2003年出版后当年就卖出100多万册。郭敬明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小时代”,成立公司、签约作者、出版青春杂志、拍电影,身家数十亿。
平凡自卑的西部小镇青年,搭上改革开放在新世纪头十年高速发展的春风,一步步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可以说,几乎每个80后、90后的青春时代里,都曾有过一本韩寒或郭敬明。
与前辈作家们相比,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红利,因而也塑造了他们更鲜明的个人风格,彰显着新一代中国年轻人而自信的一面。
10年代收获的季节
2002年,和郭敬明一起位列第四届新概念大赛一等奖的名单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名字:郝景芳。
和郭敬明、韩寒、张悦然这一批耀眼的新概念“明星作家”不同,郝景芳不写青春的哀伤和成长,而是追求科学、哲学与文学的融合。
因此,新概念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影响。她平顺地成长着,进入清华大学读物理学,后来又转去读经济学博士,从事研究工作,日子就这样平淡过去。
直到2016年,她曾经发布在学校BBS上的一篇短篇小说《北京折叠》,获得了世界科幻文学的较高奖项——雨果奖。
这是继刘慈欣的《三体》在前一年拿到雨果奖之后,中国作家又一次获得这项殊荣。
当时间来到21世纪的第二十年,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开始频繁出现中国作家的身影。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文学领域开花结果,中国文学得到世界认可,彰显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站在2018回头看,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中国文学一步步复苏、探索、成长、崛起的四十年。文学融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用实力点燃文化传承的火炬。
郝景芳、刘慈欣之前,2011年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更是让中国文学多年来的诺贝尔情结终得圆满。
40年前,当莫言读到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大概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也能登临这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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